她一生堕胎、逃婚、流浪、穷困潦倒金御优配，却始终保留着一只昂贵的手表和几件精致的古董。
这个女人就是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。
人们都记得黄逸梵的潇洒，却忽略了她背后的狼狈，她渴望自由，却用一生为这份“自由”付了高昂的代价。
黄逸梵出生在没落的官宦家庭，父亲早逝，母亲是妾室，她从小就不被关注。
所以，黄逸梵很早就知道，女人必须要靠自己。
虽然生在旧时代，可是黄逸梵不是那种愿意缩在家中教子持家的女人，她骨子里藏着一股想出去看世界的野心。
16岁那年，黄逸梵嫁进张家，是时代给她的框，她一脚跨进去，却很快就想抽身而退。
她的丈夫张志沂是典型的旧式男人，家大业大却不沾人间烟火。
黄逸梵要管家、养孩子，还要忍受丈夫带别的女人回家。
当时，黄逸梵没和丈夫大吵大闹闹，也没哭哭啼啼地求改变，而是悄悄地酝酿出走，陪小姑子去法国留学成了契机。
到了国外，她换了名字，开始画画、听交响乐、学滑雪。那一刻，她不是张太太，而是最自由的自己。
但现实没有那么洒脱，孩子还在家，丈夫还在国内等她，她迟早要回国的。
当然，黄逸梵回来是为了离婚，而不是复合，她说得很清楚：“我不回这个家了，孩子我也可以带走。”
这是1930年代的上海，一个女人主动离婚，还敢理直气壮地带走孩子，这种胆子和姿态，换到现在也不多见。
离婚后，黄逸梵获得了短暂的自由。
她教孩子弹琴，自己则学画画，交朋友、谈恋爱，还养了一只猫，她穿最时髦的衣服，出入法租界，社交如鱼得水。
有人说她风流，她不在意，有人说她“堕落”，她冷笑，她只管活得痛快。
后来金御优配，爱上了一个美国商人，和他去滑雪、去海边晒太阳，他给她买表、教她做生意，她一度以为找到了真正的归属。
这段关系也没能长久，分手后，黄逸再次堕胎，再次去了不同的地方。
法国、瑞士、新加坡、印度、吉隆坡、伦敦，黄逸梵就像个不肯落地的风筝，一边追求自由，一边在现实的风暴里左右摇摆。
期间，她还尝试过不同的职业，却始终没有站住，每换一个城市，就像在找一个出口，可出口永远不在目的地，而在她心里从未落定的安稳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黄逸梵身上有一种荒诞的“体面”，即使穷到没钱看病，也不愿让人看到她狼狈的样子。
她不肯回头，也拉不下脸。
她从不向张爱玲提起病情，只字不提自己的窘迫，哪怕最后连饭都吃不饱，也只在信里说：“祝你幸福，这是我最后的祝福。”
其实，黄逸梵不是没想过回头，而是放不下面子，她不肯承认，这一路，她活得太倔，也太累。
张爱玲小时候并不恨母亲，反而很崇拜她。
母女俩一起弹钢琴、逛街、看电影，黄逸梵是张爱玲美学的启蒙者，是她眼中那个“像电影里走出来的人”。
但这份爱，从来都是飘忽的。黄逸梵太忙于做自己，给不了张爱玲真正的稳定。
张爱玲曾说，母亲是她生命里最早的背影，她看着母亲出门、离开、再离开，从不解释，也不回头。
张爱玲性格中的疏离、冷静、甚至非人情，都能从这段母女关系中找到根。
后来黄逸梵在伦敦身患癌症，给张爱玲写信求助，张回了一封冷冰冰的信，说：“自己也拮据”。
她没有赴英，也没有打电话，甚至在母亲去世时，没有掉一滴眼泪。
可她在小说里，写过太多类似母亲的女人，她把黄逸梵写进文字，却不愿写进生活。
母女之间，有爱，有怨，有伤口，却再也没有和解。
这场关系最后变成了一种文艺化的“距离”，近不得，远不了。
黄逸梵的一生，看似张扬，其实充满了矛盾。
她追求自由，却被生活一次次打回原形，她拒绝束缚，却始终没有真正站在自己的土地上。
她用无数个再见，换来了一个人的潇洒，却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稳定。
她曾说：“一个人活着，不一定要有丈夫，但一定要有尊严。”
尊严她是有的，可自由和尊严之间，不总是能兼得。
她比谁都明白，女人可以离婚，可以潇洒，可以不依靠任何人，但这一切的前提是，你得有能力撑起自己的人生，而不是靠情人、靠幻想、靠几件祖传古董。
她身上的悲剧，是时代造成的，更是个人选择的结果。
她不是不努力，而是努力的方向太偏，她不是不爱孩子，而是把爱和自我放在了同一个天平上。
最后，黄逸梵孤身一人，死在异乡，张爱玲冷漠地收拾遗物，只留下一个背影。
这背影像极了她自己几十年前留给张爱玲的那个。
黄逸梵活得像一场旋风，来得猛烈，走得仓促。她不愿被谁定义，却也无法定义自己的人生结局。
她是那个时代最“现代”的女人，却也成了最孤独的注脚。
她的故事提醒我们，自由从不是反叛和逃跑的代名词，而是建立在独立、能力和担当之上的选择。
一个人能不能拥有真正的自由，不看她走了多远，而看她站得多稳。
黄逸梵走了太远，却始终没找到那个安放自己的地方。
风华绝代之后，是一地鸡毛，而她也许早就知道，只是从不肯承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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